18年前，安徽无为县一个只有初中文化、年仅25岁的农民，来到北京打工寻梦,无论生存环境多么恶劣，他都没有改变谋生的方向，没有泯灭心中的梦想，终于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，在北京成功地创立了亚洲最大的保龄生产企业——北京希玛保龄集团。他由不名一文的小木匠，到身家数亿的“亚洲保龄王”，其传奇的经历中，经历了无数的风雨、苦痛与艰辛……

　　小木匠的大器人生
——“亚洲保龄大王”何帮喜的故事

　　苦苦寻找北京站前的老大妈

　　2005年12月，北京市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面向观众讲述着一则《寻人启事》：

　　“17年前，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打工，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，只剩下两块四毛钱。一次，我们给北京站前面的老大妈家装修厨房，完工后给了我们40块钱，这40块钱给了我们留在北京的希望。现在，我们的事业逐步做大了，我们曾多次来北京站附近寻找过你，但因为这里早已拆迁和搬迁了，一直没有找到。希望你在电视上能看到我们，请你跟我联系，我们非常感谢你曾给予我们的帮助。”

　　北京市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电视上这个面目和善的中年人，竟是亚洲最大的保龄球制造商、北京希玛集团总裁、北京商界名声显赫的亿万富翁何帮喜。

　　说到这则“寻人启事”，何帮喜感慨万千，他同记者聊叙18年前开始艰难创业的一幕。

　　生于安徽无为县一个小山村的何帮喜，由于家境贫寒，1982年初中还没毕业就回家务农。为了生计，他拜当地有名的木匠师傅学了三年半的木工手艺。

　　何帮喜至今仍清晰地记得，1988年2月16日，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氛围中时，年仅25岁的他带着18岁的弟弟，怀揣120元，背着一把锯子，追随着安徽民工进京打工的潮流离开了穷困的家乡，踏上了北上的列车，踌躇满志地来到了满目繁华的北京城。

　　他自恃手艺不凡，并不像其他木匠那样摆摊街头，而只想给正规单位干活。然而，转眼40天过去了，他一无所获。

　　何帮喜对记者说：“那40天过的真苦啊！来到北京时路费花了80块，只剩40块钱了。每天晚上找工回来，我们兄弟俩就在老西直门桥下菜市场里，天天买点馒头蘸酱油充饥。到了兜里只剩了两块四毛钱时，我们有了恐惧的感觉——再找不到活，就会挨饿了！我对弟弟说：‘四毛钱你中午吃一顿吧，我饿一顿没事的。剩下的两块钱留着乘公交车。”

　　“如果那天找不到活干，那可就惨了，要是自己一个人还好，哪忍心让弟弟跟着挨饿啊！家里穷就穷呗，也不至于挨饿呀！”说到这里，何帮喜的眼眶湿润了。

　　就在两块四毛钱就要花光的那天傍晚，他们在北京站前遇到了年迈的老大妈，听说她家要修建厨房，何帮喜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。他对老人说：‘你让我做，多少钱都行，做得好与坏，你自己看，好，就让我做，不好，你不让做，我也不要一分钱。”老人答应了，给了这两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一个机会。

　　“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：这活一定得拿到。我们兄弟俩将活干完后，将厨房过去积下来的很多垃圾冲得干干净净，老人很感动，给了40块钱，并请我们去饭店吃了一顿炒饼。”何帮喜对记者讲述着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。

　　“就是那40元钱，给了我们在北京生存下去的希望。多年后，我在北京的事业成功了，为了感谢老人，我曾多次去北京站附近寻找她。可是，老房子已不在了，偌大的北京城哪里找到恩重如山的老大妈哟？！我在电视上做了‘寻人启事’，可仍是杳无音讯。我们多想老人能看到那个‘寻人启事’并让我见上一面啊！”何帮喜为此感到很愧疚。

　　奖励四个北京户口和一套房子

　　有了北京大妈给的这40元生活费，何帮喜开始在北京市的单位找工。那时，适逢北京亚运会技术筹备小组面向社会招聘木工，何帮喜以最好的成绩通过了严格的考试，在100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。

　　他被录取后，筹备组负责人领他到一个台球桌前：“这是英国产的斯诺克牌球桌，一个值七八万人民币，目前，中国人造不了。”问他能否两天内按这个标准做一个样品。他听了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就说：“中国人故宫都造了，一个小小的台球桌还造不了？我试试看吧。”

　　何帮喜围着球桌转了一整天，仔细测量每一个细节尺寸。两天之后，当他拿出了一张台球桌样品时，筹备组负责人大吃一惊：完全符合“斯诺克”标准。

　　这个初出茅庐的安徽小木匠，因此而一鸣惊人。他被留在技术筹备小组里工作，专门研究斯诺克台球桌的生产和制造工艺。他造的第一个台球桌，至今天还摆在钓鱼台国宾馆里。

　　1989年，何帮喜应北京大兴工业区的一位老板之邀，以技术入股共同组建星伟体育用品公司，专门研制台球桌。

　　6个月之后，北京亚运会技术筹备小组解散了，何帮喜和其他被招聘的能工巧匠各自重新寻找出路。1990年，何帮喜凭借自己在台球桌制造上的丰富经验，用技术参股的方式和别人共同组建了一家体育用品公司。“还是做台球桌。产品后来成了最著名的星牌桌球，这次丁俊晖打的就是我们生产的。”何帮喜说。

　　1992年，何帮喜研制的台球桌获得4项国家专利，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，因此被破格任命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。不久，《北京日报》头版刊登了《打工仔当上副总经理》的报道。当年，作为杰出外来务工人才，北京市政府奖励了他4个城市户口和一套住房，这个安徽小木匠从此名扬京城。

　　“市政府奖励我的房子与政府机关干部同在一个小区。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城，三室二厅120平米的房子，是很多北京人都向往的，别说是外地民工了。虽然我已经实现梦想了，变成城里人了，可我怎么也激动不起来。我刚住进去时，没一点感觉，不自在呢。每当我下班回到家门口时，我的心情就变得复杂起来，我在心里问自己：‘这是我的家吗？这房子是我的吗？’我觉得像是在做梦啊！”何帮喜对记者说。

　　用尊严击碎美国人傲慢的嘲笑

　　何帮喜在北京丽都大酒店做活时，看到全是外国人在打保龄球，打一局要300元。“这玩意儿怎么这么昂贵啊？！”他问服务生，“一套设备值多少钱？”，“70万人民币，全部依赖进口，中国造不了。”何帮喜惊讶之间又一次陷入了沉思：“这东西中国人怎么也不能造啊？”

　　然而，就在何帮喜做活之余老在想着保龄球的时候，一篇新闻报道促成了他的梦想变成现实。

　　他在丽都酒店看到《国际商报》的一篇报道：“中国每年要花60亿进口保龄设备，相当进口飞机和大豆的价值之和……”人们怎么也想不到，就是这篇报道让这个在京城打工的安徽小木匠夜不能寐：“中国人原子弹都造了，难道还生产不出保龄球？！”

　　对保龄球一窍不通的何帮喜，决心要在这块领域里吃个“大螃蠏”，于是，他蒙生了要造保龄球的念头。

　　当他多次向公司董事会提出想研发保龄设备时，却遭到反对。无奈之下，他作出了一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：辞去令无数打工者仰慕的合资公司的副总经理的职务，接手了北京大兴区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乡镇企业。当年，这家生产席梦思床垫的企业起死回生，创下年收入过千万的业绩。

　　但是，就在床垫厂生意红红火火的时候，何帮喜又作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：关闭床垫厂，改生产保龄球设备。

　　“一天下午五点左右，我召集200多员工开会，宣布所有机器贴上封条。好多女工当场哭了，因为她们有很好的收入，舍不得啊。有员工说我有精神病。”何帮喜对记者说。

　　何帮喜将生产床垫赚得的4000万元，悉数投入到北京大兴区工业园，创立北京希玛保龄设备公司。他说：“我豁出去了，向世界保龄球同行发起挑战：一定要造出中国的保龄球设备！”

　　何帮喜去英国花50万元人民币买了两套保龄设备，招募了20多名下岗和退休工程师，关起门来，拆了装，装了拆，反复捣腾。这种近乎原始的研究方式，引来了洋人的嘲笑。美国一家保龄厂商参观希玛，临走时丢下一句话：“中国五年造不出保龄球，十年上不了市场。”

　　“那口气很傲慢啊，太刺激我了！美国人走后，我来到办公室，两眼一直盯着窗外在发愣足足有一个小时。工人、技术人员见我脸色难看，都不敢大声叫我。”何帮喜说。

　　何帮喜与技术人员一道日夜加班，拼命钻研。他有半年时间不能入睡，服安眠药五粒、六粒也不管用。“医生说我不能吃安眠药了，有危险的。建议我看看精神医生。我说，不行！传出我这个老板有精神病那就完蛋了啊！我悄悄上精神病医院开了些特效安眠药物，但依然无效。”

　　9个月后，第一台希玛保龄样机诞生了，但调试时机器转动了几下就不动了。当时，失望的情绪笼罩着希玛员工。

　　“技术人员有点泄气了，他们说宁可造汽车，也不做保龄。我听器械专家讲，这的确比造汽车难，它牵涉到光、机、电一体化，而且抗强冲击力，球被打的时候，乱七八糟的，极不规则，让球归位实在难,有一点衔接不上都不行。”

　　三天后，何帮喜突然笑盈地向全体员工宣布：“晚上开庆功会！”

　　失败了，何功可庆？有人怀疑何帮喜是否精神不正常。

　　何帮喜说：“那天傍晚，我让财务拿15000块钱宴请大家。我这样做是要给大家打一剂‘强心针’——只能赢，不能输！假如让美国人言中了，我们还有脸在北京混吗？我们输丢不起这个脸啊！”

　　何帮喜最后还是成功了。1997年7月，第一台希玛保龄球样机研制成功，1998年，希玛设备正式走向市场，一年之后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，两年之后，新产品出口，2000年，产品质量通过世界权威认证，被评为“美中著名品牌”。

　　“世界上保龄球赛都是电子操控，10秒内球瓶自动摆放好。但是，我们研制出的产品，除此外，还有了自动回球系统，即抛出的球会在10秒钟内实现自动回到发球点，这可是咱中国人发明的专利，洋人可没有琢磨出来。这使得我们在世界保龄设备生产行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。”何帮喜自豪地对记者说。

　　如今，获得20多项国家专利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希玛保龄产品，占据了75%的国内市场和30%的国际市场，实现了国人“世界保龄品牌中国制造”的夙愿。被称为“书写中国保龄飞天神话第一人”的何帮喜，因此成了名符其实的“亚洲保龄大王”。(张旭初)